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引致俄、德、法、英等八国联军武力干涉，大清帝国和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清政府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其中涉及的赔款即庚子赔款。

一、庚子赔款概况

庚子赔款是近代中国战争失败后被列强要求赔款数额最多的一次。此次赔款实际上分为两种赔款方式，一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经英、美、德、俄等主要国家共同商议后，逼迫清政府承认赔款4.5亿两白银，此款称为大赔款，也是俗称的庚子赔款。此款以中国发行债券，分年付本息的方式偿还，以海关税、盐税以及常关税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赔款约白银9.82亿两。然而在实际的赔偿过程中，以美国为首、英国法国等相继实行退还部分庚款，因此实际的赔款数额小于原拟定的白银9.82亿两。二为地方赔款，主要是因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教会事件所涉及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地方赔款多由领事、教士、教民与地方官绅调查协商所议定的赔款”。[1]本文主要研究第一种赔款在四川的筹集情况。

二、四川筹集庚子赔款有关史实

鸦片战争之后庚子赔款之前，大清帝国经历了多次的战争及赔款，财力几近匮乏，面对如此巨额的庚子赔款，清政府和民间没有一次性给清赔款的能力。西方列强就此情况反复协商，最后商定此赔款转化为分期付款，分39年还清，平均每年给付白银2500余万两。即便如此，在清政府财政本就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筹集赔款更是雪上加霜。最后清政府决定将此款由户部每年筹集300余万两，其余数额赔款由各省筹集。“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军机处电谕各省关：将一切可省之费，极力裁节，至地丁、漕折、盐课、厘金等项，更当剔除中饱，涓滴归功。此外应如何设法之处，亦须悉心筹度，不遗余力。”①

接到此电谕后的各省督抚都有其自己的意见，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类：有的根据省内财政收支情况自认赔款数额，如新疆、陕甘、山西、江苏、四川等地；有的只说怎么筹措，具体筹多少却只字不提，如浙江巡抚任道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三种是两者意见兼顾的省份，如山东、河南、湖南等。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各省都免不了要筹集赔款。

随后户部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十五日谕令各省上报认筹数额，四川省于四月二十日给出答复同意认筹70万两。此次一共有十二个省确定具体认筹数额，四川的认筹数额位居第二，认筹数额最大的是广东省，其认筹100万两。可能各省的认筹数额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或者说组织各省认筹只是为划分分摊数额做一个财政估算。九月三日，户部公布了各省的具体分摊数额，此次划分分摊赔款省份共计19个，四川每年分摊白银220万两，位居全国分摊省份的第二位。然而在具体的筹措过程中，四川并没有筹足分摊数额，1901年四川实际筹款186万两上解户部，实际筹款总数位居全国第四。1908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相继实行庚子退款，再加上其他原因，实际赔款筹集数每年有所差异。据统计，直到庚子赔款结束四川一共摊付筹款3300万两白银，在所有筹款省份中居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四川人民为此次举国忍辱筹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历代王朝税收基本以田赋附捐和盐税收入为主，但是很多时候由于财政支出较多，仅以此两项收入不足以应对，因此其他税种也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承认的巨额赔款，各省在得知分摊的具体筹款额后莫不叫苦，但是又不得不艰难筹集，而所有筹款皆来自于人民的辛勤劳作。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经济收入有限，各地为筹集巨额分摊款，不得不将负担转化给底层民众。就四川省而言，在光绪年间管辖成都府、重庆府、保宁府、顺庆府等十一个府和直隶叙永厅、雷波卫等七个直道。根据四川省在1909—1911年人口调查后向清廷奏报的数据，当时的四川一共有人[2]39。1901—1909年间四川地区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者死亡事件，当时全国总人口大约四亿人，由此粗略推算四川一省占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左右。对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四川来说，人口多地域广也能间接地说明经济总量相对较大。但即便如此，1901年分摊庚子赔款后四川每年增加债款及筹款支出白银399万余两也不是小数目，原有的税收收入显然不够支撑其财政支出。为了让各省积极筹款，清政府户部建议采用“增抽厘捐”“按粮捐输”或者因时制宜等方式筹集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