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在过去的60年里，全球畜牧业的变化尤为显著。肉类生产从1970年的1.2亿t增加到2010年的2.7亿t，在同一时期，牛奶产量从4亿t增加到6.9亿t以上。发展中国家的肉类和牛奶量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其中肉类发达国家增长1.9%，发展中国家增长8.1%，牛奶发达国家增长0.7%，发展中国家增长4.1%（李江华等，2017）。这些变化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共同驱动的。

2 饲料、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现状

2.1 需求驱动 发展中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人口变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正在迅速改变该地区粮食消费模式。发达国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实现了粮食转型，而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现在遵循类似的模式，但速度明显加快。Popkin（2006）研究表明，新兴国家的过渡期缩短至20年，其他发展中国家缩短至40年。这种食物过渡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定量，它对应的是热量摄入的增加，而所有食物的热量增加比例是相等的。第二种通常被称为食物过渡，它是定性的，一旦能量需求饱和，饮食结构会发生变化，如人均谷物和蔬菜消费量减少，而糖、脂肪和动物产品的消费量增加。

当今，推动发展中国家粮食过渡进程的因素与过去发达国家相同，只是现在这个过程更快，因为这些驱动因素在发展中国家比过去在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这种加速可以通过大型超市的增长率来说明。从1950年到本世纪头十年的50年间，它们与大型食品制造商共同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从1990年到2015年的20多年时间里，中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也发生了类似变化（Reardon等，2016）。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不同家庭的饮食仍然存在差异，这可以从欧盟各国的肉类消费情况看出。尽管存在部分趋同，但人均消费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就牛肉而言，德国的人均年消费量为13 kg，而法国超过26 kg。就猪肉而言，英国人均年消费量为28 kg，而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为56和60 kg以上，就家禽而言，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均年消费量约为15 kg，西班牙和英国约为28 kg（Combris，2016）。

2.2 需求和供给同时驱动 畜牧业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需求。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伴随着日益复杂的食物链与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是推动粮食需求的主要因素，最终推动畜牧业的发展。但所谓的养殖业发展驱动也有供应方面的根源，特别是在遗传、营养和育种方面的改进。与此同时，许多新技术被开发出来，改变了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可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Narrod等（2011）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逐步开始建立更专业的畜牧养殖方式，雇佣大量劳动力，企业资本注入和购买力提高，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动物产品质量标准。

2.3 通过动物贸易、动物产品和饲料谷物来满足食品需求 粮食转型和养殖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直接后果是国内谷物利用从人类消费转向动物饲养，而第二个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肉类和牛奶产量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强劲的国内需求。联合国粮农经济组报道，2010～201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牛肉消费增长前景为20%，而发达国家为7%（FAO，2012）。但这种积极的生产趋势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正在满足国内民众对动物、肉类和奶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纵观历史，发达国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动物、肉类和牛奶的供应者，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国内需求，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也超过了生产。因此，他们需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自己对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需求，以适应国内消费的增加。我国在动物和动物产品贸易方面（包括乳制品）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二十年中是国内生产的2倍。这意味着，尽管动物、动物产品贸易只占大约12%的生产或消费，但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增加，这是最基本的需求，而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全球粮食安全。针对上述方面，贸易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局限于动物和动物产品，还包括饲料原料。

当然，这种动物及其产品的消费、生产和贸易趋势也掩盖了世界各区域和产品功能的差异。阿根廷、巴西、印度、中国和泰国的情况与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中东）形成对比，因为所考虑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公司的进出口差额以数量或价值界定的区域贸易差额在第一类国家中有所改善，但在第二类国家中则恶化。针对牛肉，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净出口国，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牛肉出口国，其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生产效率提高，相对于巴西更具有价格优势（USDA，2012）。与其他肉类形成对比，特别是猪肉和禽肉类，发展中国家是净进口国（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养殖国家，也是最大的消费国，每年也会进口部分猪肉）。此外，即使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动物产品贸易平衡有所改善，这种积极的趋势也会掩盖谷物和其他饲料原料平衡恶化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