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战的艰苦形势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初期，中日先后在上海、太原、徐州、武汉爆发了四次会战。其中，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为了让国际形势朝自己有利发展，中日双方共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先后共投入70余万人，死伤25余万人，国军精锐几乎伤亡殆尽。截止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失守，中日双方都再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会战。由于兵力损失巨大，国民政府军队急需补充兵员，而日本方面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巨大的伤亡，也暂时无力发动进攻，由此，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1]

2.四川地区抓壮丁政策的制定背景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作为中国内地省份中有着巨大人口潜力的大省，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交通位置，同时，国民政府早在抗战前就已经把势力延伸到四川了，而抗战的爆发和迁都重庆的决定，更是让国民政府完全掌控四川。加之，四川由于常年军阀混战，各派系军阀势力犬牙交错，实力大小不一，没有形成类似山西和广西那样具有统一性质的割据势力，这也为国民政府掌控四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对四川地区的军阀进行整编，并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方式，并以三个月为一期，开办兵役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的军官被派往各县进行征兵，同时也开展训练，把征兵和训练结合在一起，直接由中央进行指挥，避免了军阀势力的干涉。在1940年和1942年，国民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和《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征兵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四川省在1942年的四月到六月依据此规定进行了大规模的家庭背景调查，结合四川省在1938年发布的《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办法》和1939年发布的《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二次抽签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在每年10月以乡为单位进行抽签，县长进行主持，各保保长进行抽户，各户决定出丁人数，在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壮丁后，由四川省军管区负责把壮丁运送到前方交由指定部队进行接收。

3.四川地区壮丁征集情况

壮丁征集实际上是一种举国战争体制下的兵员募集办法，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举措。自国民政府迁都以后，四川作为全国最大的兵源地，征兵数量高达数百万人，据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所载：历年四川征丁人数为：1937年为人，1938年为人，1939年为人，1940年为人，1941年为人，1942年为人，1943年为人，1944年为人，1945年为人，共计人，占全国同期征丁人的1/5还多。[2]

为什么在四川地区的兵员征集效果如此显著？这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是制度的完善，四川地区由于常年军阀混战，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兵员征集制度，在抗战前夕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更是成了抗战期间兵员征集的法律依据；第二是四川地区由于处于大后方，社会较为稳定，国民政府入川以后，对于四川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加深，在宣传动员上下足了功夫，不仅成立了省市县乡各级宣传机构，还通过报纸、书画、广播、标语等方式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兵役宣传；第三在兵员家属方面，国民政府出台各项优待军属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保障了军属的各项利益，解决了兵役人员的后顾之忧。

虽然是在抗战的特殊形势下的征兵，但在国民政府的征兵过程中依然产生了黑暗的角落。不少富家子弟以自己仍在读书为由，贿赂兵役部门逃脱兵役。在募集兵员时，相关部门贪污舞弊盛行，买卖顶替随处可见，被征的富家子弟如不愿应征，只需向兵役部门或乡保长出一大笔钱，就可由他们代买壮丁来顶替。其实这些人把钱占为己有，另抓劳动人民来交差。

在运输过程中，为了防止被抓壮丁逃跑，押送军官用绳索把壮丁像牲畜一样捆着，晚上睡觉时更要脱光衣裤，以防止壮丁逃跑。一路上动辄打骂，食物及其恶劣，一旦生病就会被遗弃在路上等死，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在1943年的宜宾，还发生过民间组织大刀会以“抗丁（抗拉壮丁）、抗粮（抗交公粮）”为号召的起义活动。砍伤一名团长，甚至还攻打到了驻军军部。

4.社会各界对四川地区壮丁征集情况的评价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还都前告四川父老同胞词》中说“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这在将来民族复兴史上，必将永垂不朽。”[3]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感谢四川人民》社论中说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