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寻找救国济民之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潮头，以世界的眼光，以重庆为舞台，探索救国济民的新途径，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社会思潮，进行民主革命的实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聚集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由此掀开了重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本刊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生动鲜活的重庆党史故事，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本期推出的是重庆党史系列故事第一个专题：重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寻路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重庆则是四川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四川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达511人，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两地就有93人。重庆输送了以邓小平、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时以赵世炎为代表的渝籍青年也从全国各地汇入留法勤工俭学大军的洪流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并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

五四时期，相对落后和闭塞的重庆地区，为何能兴起如此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呢？

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得益于吴玉章的积极推动。吴玉章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17年2月，他回到家乡四川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还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出国事宜，尽可能动员一切力量推动运动的开展。在吴玉章的积极奔走下，四川当政者和各界名流给予了积极支持。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四川军阀年年混战，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重庆先进青年有了新的觉醒，他们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从而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对此，聂荣臻在回忆自己勤工俭学的动机时曾说：“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赴法

1919年8月28日，为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便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他们主要来自重庆所辖各县，亦有少数川北、川南、川西的学生。如来自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年仅15岁。他的同学，来自江津的江克明回忆说：“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因文化程度不一，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爱国斗争的实践，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为重庆地区的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学校经费和规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学校的帮助下选择自费留法的途径。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经过考试和体检，共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冉钧、代坤忠、谢陈常、邓绍圣和邓希贤、周贡植、胡大智等人分别获得贷费生和自费生资格。在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注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抵法后选择工种的名单中，“邓希贤”一栏中注明的工种是铸铁。8月27日，邓希贤等84名学生从重庆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经上海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