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从人民公社变为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的乡。

这一改革随之在全国推开，由此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并载入宪法。曾在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黄毅认为，今天人们很难真切体会向阳人当年凭着多大勇气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正是这一举动，向阳赢得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美名，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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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到组”的实践成功了

从108国道进入四川广汉向阳镇，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9个大字。镇上道路宽敞，高楼林立，青白江穿流而过。

在1978年以前，这里还只有一条街，多数农民居住在茅草屋里。“按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街'都不能称之为街。”向阳镇党委副书记杨宏达说。

20世纪70年代，在川西平原这片“插一根筷子都可以发芽”的金土地上，向阳人却吃不饱肚子。有这样一首顺口溜再现了向阳公社当时的窘境：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

向阳公社拥有超过1万亩耕地，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但在人民公社的20多年间，全社人均年收入仅增加了六七元。青黄不接时，更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借粮，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在整个广汉县，从1957年到1976年，论粮食生产，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29.5%，平均每年增长不足1.5%。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67斤。

填饱肚子成为广汉农民的第一需求。1977年，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他询问得知，这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人、土地和任务都分了。

当时，群众当中有部分人开始偷着搞包产到户，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相当好。这引发了常光南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

常光南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

增产的事实摆在那里，道理也渐渐清晰，但“包产到组”仍是人们不敢触碰的“禁区”。在当时，“包产”意味着要撤销作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一个“大问题”。

1978年年初，广汉县将金鱼公社确定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改革试点，即每个组在完成产量指标后，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该组社员。把生产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农民，将奖惩与工效挂钩，这就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初始模式。

到秋天，一份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情况交到常光南手中，“2万多亩土地，增产了503万斤粮食，一亩田平均增产了200斤还多点”。“定产到组”实现粮食增产增收的实践成功了。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肯定广汉的农业改革实践。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失灵了

与此同时，“农业包产搞得好，工业包产也搞得好”的向阳公社悄悄开启了一场改革。

1979年，向阳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将公社酒厂变为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同时，砖瓦厂、电杆厂、油厂……只要企业能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则会受罚。

在这种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短短三年时间，向阳公社的社员存款从4万元增加到21万元，一些“冒尖户”甚至买上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公社建起年产8000吨铁的炼铁厂、年产1400万匹砖的砖瓦厂，还有酒厂和农机厂等14个社办企业，务工社员上千人。

1979年，向阳公社成立了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农业公司，而农商、农工和工商之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统筹协调。于是，向阳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应运而生。联合公司担负起全公社经济发展的指导、协调任务，人民公社、大队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失灵了。

“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这个公社就空了，成了空牌子了。”常光南回忆说，“我们就弄了个行政组，这边是农工商联合公司，那边是行政组，分成两大块。”

常光南说，由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进一步深入发展，把“三级所有”打乱了，把公社架空了，然后就往政经分开发展，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逐步就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