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近日新发掘6座“祭祀坑”，一时万众瞩目。很多人说，四川的历史文化，太适合用考古模式打开了。而长期关注四川文化的作家萧易，最近出版《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读完后感觉，这不就是一本用考古现场解锁四川版图的书嘛！

　　一个个震撼世人的考古现场，在书中扑面而来：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及其“哥们儿”，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寻蜀记》并不限于一本作家书写的旁观蜀地考古手记，“寻”的意义和分量显然更重，作者试图用考古模式打开四川，或能为史书记载补上诸多缺失的历史拼图。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书写。而在史书记载中，属于四川的记载篇幅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地位有些“边缘”。传说中，古蜀国经历了五世蜀王，而具有代表性的、正面描述古蜀历史的文献记载，只有西汉扬雄执笔的《蜀王本纪》，以及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提到古蜀国最初几个王朝更迭的大致轮廓。

　　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努力破译古蜀文化的密码。

　　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如启明星一般照亮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的重要源头；广汉三星堆的持续考古发掘，给神秘的古蜀文明逐渐揭开面纱；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该遗址的考古告诉后人，三星堆文化消亡之后，在成都平原又诞生了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

　　古蜀文化的演变，经历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型船棺遗存的发展脉络，与古蜀国传说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大致相当。

　　再以汉朝蜀地历史为例，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中间延续400多年的汉朝历史，史书分配给蜀地的章节非常有限。直到今天，大众对于汉代蜀地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等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萧易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则来源于被史书遗忘的片段和角落。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西南夷”被考古发掘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

　　因为考古，今人一点点拼凑对蜀地的认知版图。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单个文物的“前世今生”时，仿佛侦探破案现场，蜀地每件文物出现的坐标，及其表面残留的痕迹，都给了今人大量线索来回答尘封已久的问题：我的主人是谁？他（她）何时拥有了我？他们后来去哪儿了？

　　《寻蜀记》提到，彭州窖藏金银器350件，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而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而作者讲述的着力点，在于董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寻蜀记》“西蜀梦华”一章，开篇就是一个读来颇为唏嘘的场景：大约在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夜深的成都府彭州城，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老老少少面色凝重，因为他们已经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每到一处就烧杀抢掠甚至屠城，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

　　倘若蒙古人杀进城，不但家中财产难保，连性命都堪忧。董家众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董家人挖了一个长1.2米、宽0.8米、高0.9米的大坑，掩埋了财物。城中另一户惊慌失措的人家也做了同样的事，埋藏了家中的仿古青铜器，但如今已不能确认这户人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