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动物

我要告他

 

“我要告他!”

“抗疫”宅家,除了亲人朋友的问候和衔接工作上的事情,我的电话几乎处于静默状态。

在电话里气哼哼说要告人家的,是我的同乡好友侯超,侯超要告的,也是我的同乡好友罗越。

事情难办了。

这次,你拦我也没用!侯超依然火气很旺地说,没有他这样做生意的,平常往来,中规中矩;一遇大灾大难,就掉链子、耍手段,不讲诚信!居然不将蔬菜卖给我了,说没货!他今年种的几千亩莴笋和花菜,去哪里了?叫我怎么给我的客户交待?我面对的可是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

我劝他先稳定情绪,消消火,给客户做好解释工作,待我问问情况再说。

还得先说说旧事。

我、侯超、罗越,是同乡、同龄、同学,老家在同一个村、同一个村民小组。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是当年大家眼里公认的“铁三角”。那些年,连我们的理想都惊人的相似:侯超的理想是当养猪大户,小时候,他家里条件相对差些,平常吃猪肉难于上青天;罗越则想买一部手扶式拖拉机开,东家请西家喊的,过上每天桌儿上桌儿下的好日子;而我则打算在街上摆一个炸油勺的小摊摊,等我毕业那天,请婆婆给我编制一个篾条加黄泥的移动柴火灶,地点都选在了老家场头的小桥上。我们当年的理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相对于其他同学当科学家、教师、警察的理想,确实拿不上桌面。

嘲笑也是动力。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却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列,罗越后来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农校,侯超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商贸学院,而我的专业,却是会计。

人心不死就折腾。多年后,罗越辞去了乡农技站的工作,自己承包了成都郊区的土地种蔬菜;侯超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单位上班,一直自己在重庆做生意;而我,一直在新闻、文艺单位晃来晃去,从乡镇到县上,从县上到市上,十多年前又来到了成都。

后来,在我的倡议下,罗越和侯超联手打造了一条产销链——罗越生产出的蔬菜,大多直接销往了侯超在重庆打造的社区销售网络。多年来,大家联手挣钱,合作非常愉快。

疫情期间,居然突然卡壳。我毫不客气地打电话责问罗越,并要求他马上赶到我家,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罗越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这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疫情过后再说吧,我这会儿正忙着呢。

我对罗越的态度很是不满。

我如实将情况告知了侯超。侯超在电话里气得只差骂娘了。他说,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我去哪里弄那么多蔬菜给人家?完了,这一次是彻底完了!我要告他,立刻、马上!

我大声打断了他的吼叫。我说,过年过节的,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先静下心来,联系一下其他的蔬菜供应商,先想法把这个缺口补上。这个链条断不得!我顿了顿说,明天,明天一早,我就去罗越的菜园子找他!

侯超嗯了一声。好一阵后,他才说,我先联系商家补上我这边的供应缺口,你就是冒死也要去帮我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我再次给罗越打去电话,说我明天一早去他的菜园子找他。罗越说,别去,去了我也不在家,后面我再给你们细谈吧。便挂断了电话。

我对罗越的态度更加不满!我不知如何回复侯超。

媒体在灾难时期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段时间,我家的电视几乎没有关过。看完那条新闻,我摇摇头笑了:这小子,有种!

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电话给侯超。还没等我开口,侯超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这个坏东西,他也该事先给我们通个气啊,真是服了他!

那条新闻是这样的:新闻画面里,一辆装满蔬菜的川A 牌照的大型货车,停靠在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有工人正从车上卸货。记者说,我身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昨天一早从成都运来自己农场种植的10万斤蔬菜,全部捐给了武汉人民,这种川鄂一家亲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新闻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侧面对着镜头说:十多年前,在我们遭遇震灾时,武汉人民倾情援助;今天,武汉人民被疫情所困,我拿不出别的,我只能将农场里这一季种的所有蔬菜,一苗不剩地捐给武汉人民。

尽管他戴着帽子和口罩,但从他那蹩脚的、熟悉得再也熟悉不过的“川普”里,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谁!

“我要告他!”“抗疫”宅家,除了亲人朋友的问候和衔接工作上的事情,我的电话几乎处于静默状态。在电话里气哼哼说要告人家的,是我的同乡好友侯超,侯超要告的,也是我的同乡好友罗越。事情难办了。这次,你拦我也没用!侯超依然火气很旺地说,没有他这样做生意的,平常往来,中规中矩;一遇大灾大难,就掉链子、耍手段,不讲诚信!居然不将蔬菜卖给我了,说没货!他今年种的几千亩莴笋和花菜,去哪里了?叫我怎么给我的客户交待?我面对的可是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我劝他先稳定情绪,消消火,给客户做好解释工作,待我问问情况再说。还得先说说旧事。我、侯超、罗越,是同乡、同龄、同学,老家在同一个村、同一个村民小组。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是当年大家眼里公认的“铁三角”。那些年,连我们的理想都惊人的相似:侯超的理想是当养猪大户,小时候,他家里条件相对差些,平常吃猪肉难于上青天;罗越则想买一部手扶式拖拉机开,东家请西家喊的,过上每天桌儿上桌儿下的好日子;而我则打算在街上摆一个炸油勺的小摊摊,等我毕业那天,请婆婆给我编制一个篾条加黄泥的移动柴火灶,地点都选在了老家场头的小桥上。我们当年的理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相对于其他同学当科学家、教师、警察的理想,确实拿不上桌面。嘲笑也是动力。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却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列,罗越后来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农校,侯超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商贸学院,而我的专业,却是会计。人心不死就折腾。多年后,罗越辞去了乡农技站的工作,自己承包了成都郊区的土地种蔬菜;侯超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单位上班,一直自己在重庆做生意;而我,一直在新闻、文艺单位晃来晃去,从乡镇到县上,从县上到市上,十多年前又来到了成都。后来,在我的倡议下,罗越和侯超联手打造了一条产销链——罗越生产出的蔬菜,大多直接销往了侯超在重庆打造的社区销售网络。多年来,大家联手挣钱,合作非常愉快。疫情期间,居然突然卡壳。我毫不客气地打电话责问罗越,并要求他马上赶到我家,说说到底什么情况。罗越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这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疫情过后再说吧,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对罗越的态度很是不满。我如实将情况告知了侯超。侯超在电话里气得只差骂娘了。他说,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我去哪里弄那么多蔬菜给人家?完了,这一次是彻底完了!我要告他,立刻、马上!我大声打断了他的吼叫。我说,过年过节的,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先静下心来,联系一下其他的蔬菜供应商,先想法把这个缺口补上。这个链条断不得!我顿了顿说,明天,明天一早,我就去罗越的菜园子找他!侯超嗯了一声。好一阵后,他才说,我先联系商家补上我这边的供应缺口,你就是冒死也要去帮我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阴谋!我再次给罗越打去电话,说我明天一早去他的菜园子找他。罗越说,别去,去了我也不在家,后面我再给你们细谈吧。便挂断了电话。我对罗越的态度更加不满!我不知如何回复侯超。媒体在灾难时期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段时间,我家的电视几乎没有关过。看完那条新闻,我摇摇头笑了:这小子,有种!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电话给侯超。还没等我开口,侯超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这个坏东西,他也该事先给我们通个气啊,真是服了他!那条新闻是这样的:新闻画面里,一辆装满蔬菜的川A 牌照的大型货车,停靠在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有工人正从车上卸货。记者说,我身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昨天一早从成都运来自己农场种植的10万斤蔬菜,全部捐给了武汉人民,这种川鄂一家亲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新闻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侧面对着镜头说:十多年前,在我们遭遇震灾时,武汉人民倾情援助;今天,武汉人民被疫情所困,我拿不出别的,我只能将农场里这一季种的所有蔬菜,一苗不剩地捐给武汉人民。尽管他戴着帽子和口罩,但从他那蹩脚的、熟悉得再也熟悉不过的“川普”里,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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