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省四川和藩部西藏的关系，以往有部分研究涉及。如《晚晴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一书，论及川军对清末西藏局势的影响和康区在清末西藏经略中的作用[1]。《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一文，提到四川瞻对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点[2]。《清代西藏驻军的建立与沿革》一文，研究了清代西藏驻军的特点，涉及四川绿营[3]。《清代治藏军事制度的历史评价》一文，研究涉及清朝历次对藏用兵中四川绿营所发挥的作用[4]。综观以往研究，涉及西藏与四川关系的文章，多基于四川或西藏的区域史研究，而立足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站在直省四川的角度，研究直省在清朝藩部经略中发挥作用的文章较少，故本文专题研究之。

一、清朝治藏概况及疆域结构特征

（一）清朝实现了对西藏的长期稳定统治

西藏在中国古代早期典籍中被视为“羌戎地”“三危地”。隋唐时，该区域形成了强大的吐蕃政权，“李唐之世，吐蕃最强，兼并吐谷浑及西域四镇，凭陵陇右，震惊畿甸。”[5]贞观八年，唐朝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此即为唐蕃和亲。唐朝末年，吐蕃政权瓦解。宋朝时，西藏同中原的联系依然延续。元世祖时，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郡县其地”[6]，元朝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西藏。元明鼎革之后，明朝在西藏“赐封号，设指挥、宣慰等司”[7]，广封大宝法王、阐化王等僧俗官，设立乌斯藏等都指挥使司及宣慰司、招讨司。明末时，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固始汗）领兵占据青海，并于崇祯末年入藏消灭了藏巴汗政权。此后，顾实汗联合达赖统治西藏，形成了“蒙藏联合政权”[8]。

清初，西藏同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顺治十三年，顾实汗去世，此后，顾实汗后裔对西藏局势的掌控能力有所下降。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圆寂，第巴桑结嘉措谎称达赖闭关，“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9]，并假借达赖名义操控西藏政局，向清朝请得封爵。康熙中叶，达赖去世消息为清朝和蒙古诸部知晓，此后，桑结嘉措因册立达赖灵童事宜同顾实汗后裔拉藏汗失和，且“阴则与噶尔丹朋比”[10]。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杀第巴桑结嘉措。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派兵侵入西藏，杀拉藏汗，占领西藏。此后，清朝“遣兵进藏，立即讨平之”[11]，从康熙五十九年起，西藏正式划入清朝版图，相比清初的朝贡关系，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更加深入。

清朝统一西藏之后，虽然在西藏的统治经历了一些波动，如雍正五年发生阿尔布巴之乱，乾隆十五年发生朱尔默特之乱，清末在西藏地区的统治面临危机等，但终清之世，清朝始终保持了对西藏的统治。相比前代，清朝在西藏政治核心拉萨设立驻藏大臣、驻扎军队，并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对西藏的统治更为稳固。

（二）西藏是清朝北部边疆经略的关键

清代西藏东与四川、云南相接，北同新疆、青海相接，西南同印度及廓尔喀等相接。西藏在清朝边疆经略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中的崇高地位。明初建文至永乐朝时，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创立了黄教，宗喀巴去世后，“所遗二弟子，一曰达赖，一曰班禅”[12]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时，黄教在漠南蒙古雄主俺答汗的支持下，在蒙古各部日益传播和流行，并在明末时逐步传播到了后金地区。明末时，漠西蒙古势力（主要为漠西蒙古和硕特部）进入青海和西藏，击败青海却图汗和西藏藏巴汗等反黄教势力，黄教在西藏和青海的地位完全巩固。

皇太极时，清朝一度打算延请达赖喇嘛赴沈阳，但皇太极不久后去世。迟至顺治九年，即清朝入关之后，在清廷的邀请和西藏顾实汗的支持下，达赖喇嘛入京朝觐顺治帝，清朝“赐以金敕金印，授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13]。明末清初，随着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青海蒙古、西藏乃至部分八旗士兵和满洲统治者信奉黄教，使得黄教在清朝北部藩部经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康熙朝时，漠西蒙古同漠北蒙古失和，最初是源于达赖喇嘛使者同哲布尊丹巴的礼仪问题；康熙朝漠西蒙古侵袭漠北蒙古时，漠北蒙古哲布尊丹巴等决定归附清朝，也是源于清朝尊奉黄教。

西藏作为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驻扎地，该地的治乱关系到清朝北疆蒙古诸部的稳定。康熙末年西藏为漠西蒙古所侵占，康熙帝力排众议决意进军西藏，亦是基于西藏黄教在号令蒙古、经略边疆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朝进军西藏也是以护送达赖喇嘛灵童入藏的名义，且得到了青海蒙古诸部的支持。